我的学位论文名为“崛起中的理性民族主义：中国舆论与对外关系”。目前，我正在积极校订出版手稿。以下内容是对我研究的简短总结：

论文摘要

本文评估正在中国出现的“理性民族主义”对其对外关系的影响。本文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民族主义既可以限制也可以促成一国在其对外政策中的目标。民族主义既是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正面因素也是负面因素。本文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内部产生背景与国际影响进行了必要的检验。鉴于本文将重点放在国际事务中的“第二种设想”（沃尔兹），这里有必要将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纳入考虑范围，尤其是影响国家行为的物质与非物质根源之间的争论。此争论囊括在“理性国家主义”的概念中，后者包含了理性行为体模式与“意识因素解释国际行为”的建构主义视角之间的对抗。欲理解中国民族主义对其对外关系的影响，就需要一个独特的视窗，尤其是以崛起国家的视窗来解读国家动机。

研究方法上，我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比较案例研究。通过检验几个案例，包括针对日本、美国与欧洲的抗议行动以及没有出现的反台、反东南亚行动等，我在此过程中回答了几个关键性问题：民族主义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并升级？中国政府是如何利用民族主义并使之局限于国内舆论范围的？其他国家对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反应如何？首先，我解释了当民族主义抗议行动对应国际事件产生时、其作为一个因变量的情况。之后，我通过几个案例分析中国政府与抗议行动之间关系的变化。最后，针对民族主义中的变量，我会分离出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即外部国家对中国理性民族主义的反应。

我通过探究20世纪早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来理解民族主义在对外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当代案例。由此分析中国民族主义是否对其对外关系有影响，及其对推动实现中国对外政策的程度。现代中国理性民族主义的根源既有政府参与也有草根阶层。当中国国内出现1）在传统安全领域的敏感性；2）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缘政治优势；以及3）历史与领土争端时，民族主义抗议活动会出现。而民族主义与经济滑坡时期的集结部队效应、领导层更迭或国内的潜在动荡时期都没有直接关系。尽管中国中央政府有能力管理民族主义抗议活动，一些案例表明其在动员或平息抗议事件中仍具有局限性。事实上，政府与理性民族主义间的复杂关系不能被定性为单纯的单方行为，即利用抗议活动取得一种路径，使民族主义抗议被允许超出政府控制。在分析理性民族主义的出现及与政府关系之余，我发现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影响外部国家行为的作用，推动中国对外关系发展。这样，民族主义可以被视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博弈的一种方式。